1949年4月，被俘的国民党副师长竟笑了。他冲我军团长喊：“老同学，别押我，我是中央军委的人！”全场惊住。那年4月，浙江宜兴战俘营。一名穿国民党少将制服的俘虏突然笑了。
1949年4月，浙江宜兴下着连绵的春雨。战俘营里泥泞不堪，几千名国民党俘虏蹲在地上，个个垂头丧气。
可就在这群灰头土脸的人堆里，有一个穿少将制服的男子格外扎眼。他身上的军装笔挺，领章擦得锃亮，不但没有半点俘虏的样子，反而背着手站在那里，眼神在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回打量，那架势，像是在检阅部队。
负责清点战俘的团长钱申夫走到他面前，正要开口问话。这个国民党少将突然笑了——不是讨好的讪笑，也不是绝望的苦笑，而是那种老熟人见面时的会心一笑。
“老同学，别押我，我是中央军委的人。”
这话一出，周围的战士全愣住了。钱申夫眉头一皱，刚要呵斥，那人又往前凑了一步，压低声音喊出一个名字：“钱申夫，你忘了延安窑洞的冰窟窿了吗？”
钱申夫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。
九年前，延安抗大四期，他和一个叫李唯平的同窗住一个窑洞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有一次两人去河边凿冰取水，钱申夫脚下一滑掉进了冰窟窿。李唯平二话不说跳下去把他拽上来，两人浑身湿透，裹着一床薄被子在窑洞里烤了半宿的火。
眼前这张脸，虽然比九年前圆润了些，但眉眼间的轮廓还在。钱申夫使劲盯着看了半天，声音都有些发抖：“你是……李唯平？”
李唯平没再多说话。他把手伸进贴身衣服的夹层里，掏出一个油布包。那布包被汗水浸得发黑，边角都磨毛了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本翻烂了的抗大笔记本，还有一张发黄的毕业合影——照片上，两人穿着灰布军装，挤在人群里笑得灿烂。
但这只是开胃菜。李唯平压低声音，说了一句只有极少数核心层才懂的暗语：“帮我给中央发电报，问问周恩来副主席，记不记得有个叫‘黎强’的人？”
钱申夫不敢耽搁，立刻让人发报。
在等回电的时间里，李唯平跟他断断续续讲了这九年的经历。
1938年，李唯平从抗大毕业后，被组织选中执行一项特殊任务——潜入国民党内部。他先是回到四川老家，通过各种关系混进了国民党的特工训练班。因为他有文化、脑子活，很快就得到了上峰的赏识。
1939年，他正式打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，后来又进入特务机构“中统”。为了把戏演得真，他不得不表现得比国民党还像国民党——喝酒、应酬、结交权贵，甚至还娶了成都县党部书记长的女儿赵蜀芳。
1947年，特务机构抓了一批地下党员，有人熬不住酷刑招供了，名单上牵连的人越来越多。李唯平眼看情况危急，急中生智，向上峰建议采用“提公因数”的办法——只抓那些在多份口供里反复出现的人，理由是“抓重点，防冤案，提高效率”。
这个建议听上去特别专业，上峰当场采纳。结果呢？那些只被供出一次的地下党员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排除了嫌疑，安全脱身。李唯平用这招，明面上帮特务机构“优化了工作方法”，暗地里放走了好几批同志。
这种刀尖上跳舞的日子，他过了整整九年。
电报很快回来了。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：身份确认，黎强同志即日护送进京。
钱申夫看完电报，眼眶都红了。他一把抓住李唯平的手：“老同学，你受苦了！”
李唯平倒是挺平静，从怀里又掏出一样东西——一张手绘的军事布防图。那是国民党军在浦口、南京一线的火力配置图，标注得密密麻麻，连炮位、碉堡、弹药库的位置都清清楚楚。
“这是我临出来前画的，”他说，“渡江应该用得上。”
到了北京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上交财产。九年潜伏，他以“贪官”的名义攒下的那些金条、银元、房产，一分没留，全部交公。
真正被震住的是他妻子赵蜀芳。这个一直以为自己嫁了个国民党高官的女人，直到组织上门来接人，才知道同床共枕这么多年的丈夫，原来是共产党的特工。
后来有人问她恨不恨李唯平瞒了她这么多年。她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恨啥子嘛，他连命都豁出去了，瞒着我，也是保护我。”
1999年，84岁的李唯平在北京去世。
按照他的遗愿，墓碑上没有刻任何职务头衔，也没有用他穿少将军装的照片。石碑上只嵌着一张泛黄的抗大毕业照——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灰布军装，眼神清澈，笑容干净。
像是把中间那几十年的惊心动魄都抹去了，直接回到了延安窑洞的初心。
那个叫“黎强”的代号，早已解密。可那个年代里，像他这样潜伏在黑暗中、独自守望黎明的人，还有很多很多。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，但正是他们，用最隐秘的方式，托举起了新中国的黎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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